清晨六点，天还未亮，广西梧州市某建筑工地的板房里，王宁川（化名）裹紧单薄的被子，早早就醒来了。望着窗外零星亮起的灯，他的心里沉甸甸的。

2021年，王宁川经人介绍，来到A公司打起了零工。平日里，他和其他三十一位工友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贴砖、批墙工作。尽管日子艰难，但大家始终抱着一个朴素的信念：只要把活干完，工钱总会结清的，到时候日子便会好起来。

可直到2023年底工程彻底结束，工资仍然还缺了不少。好在2024年5月，在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下，项目负责人与A公司工作人员签订了一份《退场协议》，白纸黑字确认欠付工人工资总计483万余元，并承诺分六期支付。王宁川等三十二名工人的工资合计84.7万余元也被明确列出。见状，王宁川等人稍稍安了心，以为终于看到了曙光。

然而，约定的付款日渐渐过去，账户却始终寂静无声。希望再次落空，王宁川和工友商议后，决定找到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。律所经初步研判，指派律师陶胤任、李灵龙代理本案。

初次见面时，王宁川等人拿着一叠施工记录、考勤记录、《补发工资承诺书》、《退场协议》，神情茫然。冠领律师见状，一边耐心地听工人们讲述经历，一边仔细翻阅了材料。

律师了解到，A公司是直接用工主体，B公司是总包方。那么，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十条规定，分包方A公司应当对所招用工人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，总包方B公司对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。分包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由总包方先行清偿，再依法进行追偿。据此，律师代理王宁川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并阐述了上述法律依据，要求两家公司按照《退场协议》上列明的工资额支付欠薪。

法庭上，A公司极力否认，声称《退场协议》中的款项是“工程款”而非“工资”，试图逃避支付责任。甚至，A公司还声称他们与工人们是“承包关系”，无需为他们负责。

对此，冠领律师早有准备，指出A公司曾授权一名工作人员在劳动监察部门明确确认欠薪金额，这与其在法庭上的陈述自相矛盾。工人们打卡考勤、接受管理、按劳取酬，是典型的劳动关系，所谓“承包”之说根本站不住脚。

2025年3月，一审法院支持了冠领律师的主张，判决A公司与B公司共同支付王宁川等人工资84.7万余元及利息，并承担工人们追讨欠薪所支出的律师费。对于这一结果，A公司不服并以《退场协议》中欠付工资数额有误为由提起上诉。见状，冠领律师再度从容应战。

二审中，律师指出，《退场协议》中载明“拖欠王宁川等人工资金额84.7万元”，这与B公司曾作出的《补发工资承诺书》中的金额一致，无法证明欠薪数额存在错误。

2025年8月，二审法院经审理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书送达那天，王宁川等人感慨万千，漫长的等待与奔波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，手中的判决书不仅是一纸文书，更是他们艰辛付出的最好安慰。

撰稿人：陈雨欣

审稿人：董振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