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月，刘某因帮助多年好友林某通过ATM取现1万元并代收快递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为由采取刑事拘留措施。案件的关键在于，刘某坚称对款项来源毫不知情，仅是出于友情帮忙。随着案件进入审查批捕阶段，一场围绕“主观明知”与司法政策的博弈悄然展开。

刘某被刑事拘留当天，其家属便辗转联系到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。电话中，家属的焦虑与无助溢于言表，说道：“他平时连交通违规都没有，怎么可能犯罪？”。律所随即指派律师沈宏梅代理本案。律师接下案件后当即启动紧急响应机制，连夜梳理案件线索，制定辩护策略。

律师在了解大致案情后指出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能否成立，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“明知”所涉财物系犯罪所得。根据《刑法》第312条规定，对于“明知”的认定，需要结合客观证据与主观认知进行综合判断，比如要考虑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、财物交易是否存在异常以及获利情况等。学界普遍认为，若缺乏直接证据证明“明知”，仅凭“可能知道”或“应当知道”推定主观故意，将违背罪刑法定原则。

回归本案，刘某和林某虽是好友关系，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刘某知晓林某的资金来源是非法的。刘某的取现行为未收取报酬，且金额仅1万元，远低于司法解释中“情节严重”的3万元标准。此外，刘某代收快递时未查验内容，更无法推定其对包裹内银行卡的违法性存在认知。律师指出，若将日常互助行为泛犯罪化，将严重侵蚀刑法谦抑性。同时，律师援引最高检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政策，强调本案符合“无社会危险性”条件，应优先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。

首次会见时，面对刘某反复陈述“我真不知道那是赃款”的茫然。律师意识到，林某仅以“急用钱”为由求助，却并未透露资金来源。另外，取现全程由林某操作，刘某仅提供了银行卡密码。会见结束后律师立即将笔录重点整理成《情况说明》，并附上家属提供的刘某无前科证明、单位品行证明，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然而，检察机关初步审查时仍倾向批捕，认为“长期好友关系可推定明知”。面对压力，律师连夜撰写《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》，从犯罪构成要件、类案检索、政策导向三方面层层论证。律师特别引用最高法第146号指导案例，强调“不能以人情往来替代主观明知证据”。为增强说服力，律师主动提出由刘某家属退赔1万元，并出具担保书承诺配合侦查。

在最后一次沟通中，检察官质疑：“若人人都以‘不知情’脱罪，如何打击犯罪？”律师从容回应：“打击犯罪不能牺牲无辜者的正当权利。本案恰恰体现‘不枉不纵’的司法精神。”最终，检察机关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，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某主观明知，且其无社会危险性。

2025年1月，广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刘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。当日傍晚，刘某在家人陪同下走出看守所。尽管案件尚未终结，但这一决定不仅是对个案的公正裁量，更是“少捕慎诉慎押”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动诠释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段光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