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8月，万某被指控通过微信发送受害人的隐私照片进行胁迫，要求其见面并发生性关系，事后以虚构艾滋病为由索要钱款。案发后，公安机关以涉嫌强奸罪为由对万某刑事拘留，案件随即进入侦查阶段。

万某被捕当天，其家属焦急不安，辗转联系到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，磕磕绊绊地描述案情：“孩子才二十多岁，从没犯过事，现在突然被关进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律所第一时间指派律师沈宏梅代理本案。律师接案后次日清晨便赶赴看守所会见万某。

律师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236条，强奸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通过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，使妇女处于不能、不敢或不知反抗的状态，进而违背其意志发生性关系。司法实践中，“胁迫”需具备现实紧迫性，即被害人若不屈从将立即面临严重不利后果。学术通说认为，胁迫行为必须直接压制被害人意志，使其丧失自主选择空间。例如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指出，单纯以揭发隐私相要挟但未形成即时危险的情形，不宜认定为强奸罪中的“胁迫”。

回归本案，万某虽以受害人的性交易截图威胁其见面，但双方后续就嫖资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。从行为链条看，威胁仅针对见面环节，而性关系发生前存在明确的交易合意。受害人在受到威胁后并未报警或删除照片，反而主动赴约完成交易，其行为表明性关系的发生并非基于被胁迫的恐惧，而是双方利益交换的结果。此外，我国司法对性交易本身虽持否定态度，但卖淫嫖娼属治安管理范畴，与强奸罪的刑事违法性存在本质区别。律师检索近五年类案裁判文书发现，类似“威胁见面后自愿交易”的情形，法院多倾向否定构成强奸罪。

律师在刑事拘留的“黄金救援期”内三赴看守所。首次会见时，万某情绪低落，反复强调“只是想吓唬她见面”。律师留意到“双方曾协商嫖资”的关键细节，立即指导万某家属调取微信聊天记录，发现受害人多次提及“800元太少”等对话。与此同时，律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“胁迫持续性”提出质疑：一张静态截图能否构成强奸罪要求的即时威胁？

转折发生在第二次补充侦查阶段。律师向公安机关提交类案检索报告，并附上专家意见书对“非暴力胁迫的刑法边界”进行论证。在听证会上，针对检方疑虑，律师模拟还原了案发场景：“受害人在受到威胁之后，依然正常上班、生活，甚至还主动拉黑万某，这表明受害人完全具备反抗能力。可见，所谓的威胁更像是谈判的筹码，而非压制意志的工具。”为强化辩护说服力，律师协调家属向受害人赔偿致歉，最终取得书面谅解。当办案机关质疑赔偿动机时，律师援引《刑事诉讼法》第88条，强调赔偿谅解系评价社会危险性的法定考量因素。

历经五次法律意见书提交、三次检律磋商，广州市某区检察机关最终采纳冠领律师辩护观点。2024年9月，检察院认定本案不符合逮捕必要性条件，对万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。目前，万某已按要求缴纳保证金并签署取保候审保证书，等待后续侦查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董振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