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某在广东汕头市某区一家休闲会所担任经理，除负责日常经营事务外，还组织多名女技师提供涉黄服务。不久前，汕头警方突袭会所，当场抓获了包含侯某在内的多名涉案人员。公诉机关以组织卖淫罪对侯某提起公诉，建议判处其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。由于该案涉及新型服务模式与传统卖淫的定性争议，从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
“我弟弟只是打工的，怎么就成了主犯？”侯某的姐姐颤抖着拨通北京冠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电话。彼时，侯某已被羁押近一个月，家属辗转多地求助无果，得知公诉机关建议重判后几近崩溃。律所迅速安排律师卢显颖担任本案代理人。律师接案后连夜查阅案件材料，发现侯某虽挂名“经理”，但薪资结构、权限范围与会所实际控制人存在明显差异。次日清晨，律师赶赴汕头会见当事人，侯某眼眶通红，说道：“我真的只是按老板吩咐做事……”家属的焦灼与当事人的无助，让律师深感此案不仅关乎量刑，更关乎司法对“组织行为”的精准界定。

根据《刑法》第358条，组织卖淫罪的定罪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形成对卖淫活动的“管理与控制”。在量刑层面，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但若有从犯、自首、退赃等情节，可依法降档处罚。

本案中，侯某虽参与排班、发放提成，但会所经营策略、分成比例、人员招募均由老板决定。根据共同犯罪理论，侯某未掌握核心决策权，作用限于辅助执行，依法应认定为从犯。此外，其到案后全额退缴6万元违法所得，符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01条“认罪认罚从宽”的适用条件。律师检索近三年类案判决发现，此类案件中被告人多被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（量刑区间为五年以下），但本案公诉机关坚持以“组织卖淫罪”进行指控，使得辩护难度大大增加。

首次会见中，侯某提及“每月工资固定5000元，提成需老板签字”的细节，引起律师警觉。随后，律师调取会所银行流水，发现侯某账户仅收到固定薪资，大额资金均流向会所老板的账户。这一证据直接削弱了“管理控制”指控真正的组织者绝不会放弃核心财权。

然而，律师在与检察官的初次沟通中陷入了僵局。公诉人态度坚决地表示：“经理头衔就是管理权的体现！”律师马上调整策略，向法院提交类案检索报告，指出浙江、江苏等地多起案例中，类似岗位人员均被认定为从犯。同时，律师指导侯某家属筹款退赃，并取得银行加盖公章的退缴凭证。庭审当日，律师抛出连环质证：为何侯某无权修改服务定价？为何技师大额投诉需老板亲自处理？公诉人一度以“内部管理制度”作出回应，律师则当即援引《刑法》第27条称：“从犯的实质在于作用的辅助性，而非职务名称。”

案件在量刑辩论阶段出现了转折点。律师依据侯某的退赃凭证和固定薪资证据，提出，“四年六个月的建议量刑未能充分体现从犯与认罪认罚情节”。休庭后，法官主动约谈辩护人，要求补充提交银行流水鉴定意见。律师在48小时内完成公证材料，最终成功说服法院将刑期缩减两个月。宣判时，审判长特别指出：“对被告人地位的认定，应穿透职务表象，考察其实质权限。”

最终，汕头市某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：侯某构成组织卖淫罪，但系从犯且退缴全部违法所得，其刑期由建议的四年六个月减为四年四个月，罚金降至三万元。在冠领律师的全力辩护下，为当事人争取到实质轻判，还推动了司法实践对组织卖淫罪主体资格的审慎辨析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段光平